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臧跃茹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国情及发展的非均衡性，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呈现“投资驱动”的特征将维持较长时间。在现有国情下，要发挥比较优势，处理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将比较优势化为现实的国内外竞争力，更加大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传统增长方式的局限和弊端由来已久，社会各界对其危害性认识比较一致，都认为这种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这种方式仍未有根本性改变。”
日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臧跃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上述看法。她认为，在“十一五”后期，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尽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没有改变，但宏观经济政策将重点转向了保增长，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时，这种粗放的、不计成本的增长还有回头的倾向。
对于转变发展方式，臧跃茹有着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在比较总结“九五”以来各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侧重点之后，她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切并十分必要，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发展的非均衡性和问题的复杂性等因素，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策上不能搞平均化、一刀切，而要更多地考虑转变方式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特殊国情决定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点
中国处于“投资推动发展阶段”或“要素推动发展阶段”，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这种方式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有其一般规律性因素。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进程，决定了其粗放型增长的特点。
臧跃茹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供给不足，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活力带来补偿性的、填补空白式的快速增长，粗放式增长的主客观条件都非常具备。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买方市场”出现，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增长面临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约束。政府开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时期增长依然保持了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主要靠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的投资带动，国债投资基础产业带动，及产品出口的带动。地区差别显现以后，东部发达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的示范者和火车头，中西部加大开发力度进行追赶，也成为经济增长强大的推动力。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非常重要。这一时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的特点依然没有转变。
2002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加快，重化工业带动下新的一轮增长正在启动。现在除少数发达地区外，总体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特别是从城镇化率和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两个指标看。
臧跃茹说，中国处于“投资推动发展阶段”或“要素推动发展阶段”，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这种方式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政府决策时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凭借主观意志，而应根据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阶段，尊重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树立阶段性增长目标。
此外，臧跃茹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国情及非均衡的发展，也决定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据介绍，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正以每年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发展，但目前仍处于城市化滞后阶段。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只有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才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
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在过去、将来都是政府政策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就是要制定有利于扩大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政策；完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战略目标，也必需保证一定水平的劳动力就业率；解决贫富差距，更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臧跃茹认为，在明显存在地区差距的情况下，我国大规模资源开发阶段并没有过去，增长仍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在我国尤其是经济差距较大的西部地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发展，其次才是在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集约化的问题。因而转变增长方式方面只能提开发和节约并重。事实上近年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国债投资和中央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的。建立依靠自身集约化的增长机制需要有一个过程。
对此，臧跃茹分析指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国情及发展的非均衡性，决定了我国增长呈现“投资驱动”的特征将维持较长时间。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在现有国情下，要发挥比较优势，处理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将比较优势化为现实的国内外竞争力，更加大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十二五”转变发展方式面临新的重点
“十二五”期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在五方面，即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低碳经济、绿色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改善民生；改革面临战略性突破。
据介绍，当前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仍面临许多矛盾。一方面是中国未来发展中新老矛盾和隐患交错，既有如提高创新能力、调整经济结构、消除二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过去没有完全解决的老问题；也有如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约束等新出现的矛盾；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没有悉数解决。另一方面又要面临发达国家共同面对的新问题，如可持续发展、人权保障、老龄化社会等。
臧跃茹认为，转轨中的问题依然是未来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改革攻坚战还没有完成。现阶段政府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及国企改革仍是焦点所在；改革进一步拓展到除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政治、社会、文化等新领域的改革还难以形成共识。
此外，金融危机后多极化竞争加剧，既要面对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的“发展中陷阱”，也要面临大国崛起中发达国家强加给我们的所谓大国的责任，发展的外部环境趋紧。
面对这些问题，臧跃茹表示，“十二五”时期主要解决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结构性失衡的矛盾，能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传统“大进大出”、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转变增长模式重点在调整结构，从过去重点强调调整产业结构转向调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以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全方位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思路更系统。
她总结了“十二五”期间转变发展方式的五个重点方面，即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是重点；低碳经济、绿色增长备受关注；新兴战略产业在结构升级中地位突出；改善民生不再是空谈而切实转为行动；改革面临战略性突破。
众所周知，消费、投资与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直以来，投资和出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消费在经济增长贡献中相对滞后，这与以人为本的增长、以及可持续的增长目标都不一致。
因此，臧跃茹认为，“十二五”时期最大的转型即是强调内外需平衡发展，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需求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相应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所得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以及完善社保制度等，难度更大。
臧跃茹说，低碳经济是继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后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也将可能形成新的发展优势。同时，七大新兴战略产业明确了方向，使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之后，战略产业立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体系进一步完善。有资金、技术、有人才等创新要素还不完善，必须要有产业支撑，才能占领制高点，实现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臧跃茹表示，转变发展方式终将取决于改革的决心和步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机制，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转变，对体制和环境的要求更高，竞争是促使效率提高的最本质的因素，必须根除束缚生产力发展和个体创造动力的体制障碍。
她认为，“十二五”时期改革重在坚持一贯的执行和操作层面的积极深入推进，改革也需全面转型，即必须由过去渐近的、局部的或是增量为先、先易后难为特点的改革，转型为增量和存量改革并重、全面突破、整体推进的改革。继续完善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政府管理模式，为推动经济转型提供强大动力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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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以来转变发展方式侧重各有不同
当前，尽管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界定，在经济学家之间仍存在不少分歧，但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广义认识则较为趋同，即经济增长方式指经济发展的途径、道路和方法、形式的总和，也是经济增长目的与经济增长手段的统一。
据了解，“九五”时期我国相关政府部门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臧跃茹指出，“九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以解决速度与效益的矛盾为重点。当时的情况是，每逢一个五年计划期开头阶段，各地就攀比速度、争上项目，纷纷“抢坐头班车”，而到五年计划的中后期又不得不调整，导致经济过热、大起大落现象十分突出。
1997年下半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宏观政策改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尽管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矛盾，促使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但转变方式的重点“解决速度与效益的矛盾”，则放到了较为次要的地位。
臧跃茹指出，“十五”时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我国加入WTO为背景，因此政策上把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放到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成长的突出地位。
由于国内市场供求格局的重大变化，出现了所谓“买方市场”，使我国经济由过去主要受供给短缺约束转变为主要受市场需求约束，对供给质量和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转变增长方式的重点转向调整结构。
臧跃茹认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相当一部分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撑，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来拉动。依靠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似乎条件不成熟，因为只有当外延式增长的动力不足时，内涵式增长的成效才能显现。
“21世纪前20年及‘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中国将处于加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及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新阶段。”臧跃茹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资源环境状况已经成为发展的严重瓶颈，一些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供给瓶颈的约束明显强化。因此，中国国内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国际竞争的外部压力都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臧跃茹表示，在此期间党的十七大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配置结构等方面，对转变发展方式提出了更加全面的要求，使其内涵也更为丰富。应当说，“十一五”规划是体系较为完整、评价较高的一个规划，确立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完整思路。
据介绍，“十一五”期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在于认识到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优化产业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支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大举措。
据了解，在这一时期，《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及确立的16个重大技术专项，加之国家一批工程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的建立，对创新的重视和投入是空前的，也取得了成果。
此外，新阶段下的结构调整，与过去只注重工业结构的调整有所不同，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除工业自身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外，还包括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以及由于技术进步和第三产业发展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这一时期也提出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特别强调产业的融合发展，即有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是这一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有效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尖锐矛盾，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同时，这一新阶段，我国对于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视已付诸一系列行动。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提出了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这是一个量化的硬约束指标，体现了对资源的重视力度。但尽管转变发展方式正渐入佳境，一场突如其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仍旧影响了其有效实施进程。
